余光中在1992年发表于《名作欣赏》上的《论朱自清的散文》中，对朱自清的散文提出质询：“就凭了这样的一二十篇散文，朱自清能称为散文大家吗？我的判断是否定的。”余光中此番对朱自清散文的质疑否定，很大程度上存在个人情感偏激的倾向。

在文中，余光中从《背影》《荷塘月色》《匆匆》《春》《温州的踪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被公认为朱自清散文佳作的篇什入手，分别从散文结构、手法、意象、艺术人格、情感和文字等诸多方面对朱自清的散文提出批评，他指出朱自清散文存在如下弊端：1.结构上：交代太清楚，分析太切实。认为因果关系交代得太明白，这在论文里是美德，在美文、小品文、抒情散文里，却是坏习。如《荷塘月色》第三段。2.手法上：朱文的譬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指出朱自清散文中的譬喻大半是明喻，以致文章浅白，交待得过分负责。如《荷塘月色》中“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3.意象上：好用女性意象。认为这是“肤浅的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笔法”，是软性的、爱用女性的拟人格来形容田园景色，心态仍停留在农业时代。4.艺术人格上：“艺术人格”不够饱满、动人，女性意象是压抑了的欲望之浮现。5.情感上：伤感滥情。认为《背影》中“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是滥发感叹。6.文字上：散文往往流于浅白、累赘，有时还有点欧化倾向，甚至文白夹杂。认为朱自清主张的“白话文纯粹观”大大削弱了新散文的力量，文章存在一些语病，文字繁琐且暧昧，句法浅白散漫。如《背影》的第一句就不稳妥，对《桨声灯影星的秦淮河》被称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持怀疑态度。

此文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论争。大陆的学者大多表示绝不同意余光中否定朱自清散文“大师” 地位的见解, 但同时也有学者支持余光中的观点，如刘川鄂在《续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的批评》一文中对余光中在20世纪对朱自清散文的批评意见表示赞赏，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笔者看来，余光中的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的确指出了朱自清散文的某些弊端，但罗列出如此多的瑕疵也不免给人“吹毛求疵”之感。

如果将朱自清的散文置于“五四”散文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或许能得出更为客观的看法。“五四”时期白话散文创作格外发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指出，“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林语堂甚至断言：“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朱自清在回顾“ 五四” 时期的创作实绩时也认为：“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而在小品散文的诸多名家里，朱自清的地位不可谓不高，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的《现代散文导论》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连余光中也称“朱自清三个字，已经成为白话散文的代名词了。”

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明确指出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标准”，有两个意思。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本文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来显示这两者的分别。“标准” 原也离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近来常说 “放宽尺度”，既然可以“放宽”，就不是固定的了。这种“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也如此。

概言之，在固定的范围下寻求“放宽”，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即是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这一“标准”和“尺度”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朱自清的散文创作，以及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创作“往往流于浅白、累赘，有时还有点欧化倾向，甚至文白夹杂”等批评。单以“欧化”论，实际上这正是朱自清早期所倡导的，在发表于1946年的《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中，他支持鲁迅“赞成语言的欧化而反对刘半农先生‘归真返朴’的主张”，“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话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就只得采取外国的句法。”不过，朱自清稍后也意识到欧化语言带来的弊端，在《文言白话杂谈》中他提倡“应用的白话应该是国语，而且要以最近于口语为标准；那些太曲太长的句子，教人永远念不顺口的，都用不着。”《背影》正是这一观念下的实践。在后来的《中国语言的特征在那里》中，朱自清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白话文语体建设上的“现代化”立场：“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地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在《新语言》中朱自清声称：“我们的文艺史里，有所谓 ‘正’和‘变’；那个‘变’也是开辟新世界，不过因为社会的变是渐渐的，是小小的，所开辟的新世界也就不大。这回可不然了。我们接触了工业的文化，社会情形差不多来了个剧烈的突变，语言也便来了个突变，和传统比着看，似乎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和现代生活对照，这却是合式。”

至此，我们看到朱自清秉持的“标准”和“尺度”，在白话文的语体建设上经历了由“欧化”到“口语化”再到“现代化”这一过程的转变，朱自清所阐明的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意见，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转变。反观余光中生活的时代应是朱自清提到的“现代化”时代，是社会小小的“变”以后的新世界。因此，余光中对于朱自清散文的批评，尤其是语言上的批评，似乎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更为恰当。至于余光中说朱自清散文“仍停闺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今日的文坛上，仍有不少新文学的老信徒，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在追着他的背影，那真是认庙不认神了。”诸如此类的批评，则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了。

诚然，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也不乏赞美之词，如“朱文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文字清爽”，“朱自清是20年代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风格温厚，诚恳，沉静，这一点看来容易，许多作家却难以达到。”尤其对《白水漈》一文赞赏有加：“他的观察颇为精细”，“节奏慢，调门平，情绪稳，境界是和风细雨”，章法有条不紊，堪称扎实，“仅以文字而言，可谓圆熟流利，句法自然，节奏爽口，虚字也都用得妥贴得体。并无朱文常有的那种‘南人北腔’的生硬之感。”正如韦勒克和沃伦“透视主义”观点所指出的，我们要研究一件艺术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留）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综观朱自清的散文，似乎无法认同余光中“他的神龛，无论多高多低，都应该设在二三十年代，且留在那里”的论断，朱自清散文历久传诵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的评价无疑承载着时代的痕迹，他对朱自清散文的质询虽有失偏颇，但也给我们以有益的提醒：要树立革故鼎新、开放多元的文学观念，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艺术，开辟新时代文艺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