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交融格局

秦汉时期，伴随着“书同文”政策的推行，百家思想汇流于儒，华夏文化认同得以奠基。中原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对各地文化交融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周边族群的文化、艺术、习俗、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原，塑造了秦汉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大一统王朝不是简单地“以一化多”，而是集区域和族群的多元特征于“一体”，再以“一体”去融汇“多元”，进一步拓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格局。

书同文

秦代是汉字发展成熟的关键期。古文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异形”现象比较严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书同文字”，统一全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字形、用字、用语体系。

以秦系文字取代六国文字，是“书同文”政策最重要，也是最见成效的方面。秦系文字以小篆为正体。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合称“三仓”。“三仓”以小篆书写，作为推广标准文字的范本颁行全国，对当时的普通民众和基层官吏起到了文字启蒙与知识普及的作用。这些字书在秦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

秦朝还有一种书体，称为隶书（秦隶），笔画方折平直，比小篆简化，书写更为简便。相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程邈搜集民间书体，删繁就简，创三千隶字，以利书写。但隶书并非秦统一后产生，至少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广为使用，睡虎地秦简就是以隶书写就的。因为秦“官狱多事”，政务繁忙，用秦篆书写公文极不方便，隶书就流行开来，最终成为日常通用的书体。

除了统一字形之外，“书同文”的内涵还包括规范用字、规范名物称谓及避讳等，为秦代官府行政工作提供统一的标准。从里耶秦简“更名方”可以看到，秦统一后对全国官方文书中使用的字词都作出了详细规定。汉代的标准语“洛语”，承袭先秦的雅言，称“正音”“雅言”。“洛语”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也称“通语”。在当时，推广“通语”被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书同文”的文教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和定型，不仅便于制度法令的传布与推行，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在岭南，今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器物的文字与各地发现的秦文字风格一致，说明秦统一岭南后，统一的文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在北方，因匈奴无文字，与汉朝通信均用汉字和汉字书信格式。在东北，汉字是高句丽人的通用文字，留存至今的《好太王碑》等均用汉字书写。在西域，自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地方政权在认同自己和汉朝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的基础上，自愿听从汉廷的指令，汉语遂成为通行于各族群间的官方通用语。新疆尼雅遗址发现汉简《仓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西域已经使用中原的通用文字抄写范本。

总之，后世常常用“书同文”来形容天下统一、社会大治，就在于秦汉时期的这一文教政策推动并彰显了大一统政治建构，对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