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山深处一青松

来到金秀瑶族自治县，除了攀登圣堂山，另一个目的，就是寻访王同惠纪念亭。

在上一世纪初，王同惠曾是个名动一时的奇女子，作为我国第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女学者，她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这个长相标致、身材曼妙又聪慧过人的姑娘，凭着自己熟练掌握的法语，翻译法国许让神父的著作《甘肃土族婚姻研究》。毕业后的一年里，她完成了译作，她的男朋友费孝通也完成了从英文翻译的《社会变迁》一书。两人所学专业一致，志趣相同，互相鼓励支持，共同校阅书稿，使译著成了他们最好的爱情结晶。1935年，她和从清华研究院毕业的费孝通结婚，108天之后，接受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前往大瑶山地区，开始了关于瑶族的社会调查。

1935年8月18日，他们进入到金秀的大瑶山区，进行近两个月的社会调查。12月16日，南方山区的冬天冷得瘆人，他们在去罗运乡的途中与向导失去联系，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夜色里，费孝通看见前面有一处形似房屋的建筑，便趋身前往探看，他的脚一下触到什么机关，轰隆一声，身体下陷，头上木石俱下，顷刻便动弹不得。细看时，原来他落入了瑶人用来捕捉猛兽的陷阱。

王同惠见状，边呼叫着丈夫的名字，边上前奋不顾身地搬开砸在丈夫身上的木头、石块，将他扶到一边，看到丈夫的腰部腿部都负了重伤，便说：“我们是生死夫妻，我去找人来救助！”便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夜色之中。费孝通忍着剧烈的疼痛趴在地上，耳畔听着森林里传来的猛兽低沉的吼叫，心中唯有默默地为爱妻做着祈祷。

天亮了，仍未见爱妻回来，他想到了自救，便慢慢向前爬动，一直爬到傍晚，才终于遇到一位瑶族妇女，向她叙说了自己的遭遇。妇女马上回村去，找来两位瑶族男青年，轮流将费孝通背回村里。但王同惠却一直没有踪影，罗运乡副乡长盘公西便组织起全村16岁以上男子，出动到周围寻找王同惠。他们一连找了六天都没有结果。到了23日晚上，费孝通梦见爱妻掉进了水里，次日他将这个梦境告诉村民，让他们到各水潭留意寻找。就在这天，他们终于在罗运乡与古陈乡交界的一处滑冲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原来那天她急于救助夫婿，行走中不慎跌下了悬崖……

瑶民们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挑选了八位身强力壮的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的遗体和负了重伤的费孝通来到桂平的江口渡口，再用船送他们往梧州。最后，王同惠被安葬在梧州的白鹤山，费孝通请人精心设计了墓地，还拖着重伤之身，撰写了一篇感怀沉痛的碑文，让人镌刻在墓碑上。

六巷乡这里的王同惠纪念亭，是瑶族同胞于1985年为纪念王同惠遇难50周年修建的。为了找到这个地点，我也颇费了些周折。从金秀县城到六巷乡，导航显示有两条路，一条走355国道再转669县道，全程84公里，要走2小时10分钟；而从355国道转县道611再转县道669，耗时虽然一样，但要多付高速费。我便选择了第一种走法。一路上都是盘山公路，转得司机都快头晕了，我则万变不惊，好好地睡了个午觉，到达六巷乡已是下午五点钟，太阳已薄西山。六巷乡就在平南县的北帝山和金秀县的圣堂山之间，圣堂山号称桂中第一高峰，海拔1979米。两山之间，山峰林立，新中国成立前交通极为阻塞，费孝通和王同惠就靠着自己的一双脚，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大瑶山的山山水水，其艰难情况实在难以想象。

乡政府就在一个小山头上，是一幢三层七开间的小楼，门前立着金色的牌匾。周围有数十户农家，房屋都是钢筋小楼，立面建得颇有特色，一些农家就此开着饭店什么的，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建造这些农家房屋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要是有现代这样的条件，王同惠就不会遭遇那样的惨剧了。

六巷乡虽然偏僻，但乡政府周围停了不少车，还不断有汽车摩托车开来，有的人凭着装束一看就知是游客，到了这个时间点，他们显然要在这里留宿了。

我们向周边的群众打听王同惠纪念亭，他们都很熟悉，也很热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沿着乡政府后面的一条公路向前走去，来到一个小山包之下，眼前出现一溜石级阶梯通上山包之上，路旁的石碑告诉我们，纪念亭就在上面了。石级两旁长满了红椎树，口径有一二十厘米。间或有粗大的柳州杉，笔挺地直插云天。遥看四方，民居大多都为茂密的林木所掩盖，南北两面挺立着伟岸黛蓝的远山，那显然就是圣堂山和北帝山了。

尽管已近中秋，但森林中还有高亢的蝉声迎接着我们的到来。我怀着虔敬的心情，一步步走向这位曾谱写了一出高亢的爱情传奇的女性。纪念亭前，屹立着一株高耸入云的老松树，粗大的树身至少有五六十厘米，我用双手比试一下，一个人还无法抱过来。树身上有一道道硬厚的树皮，它们完好无损的状态说明没遭受过什么磨难。按树龄，这棵树也许还没达到古树的年纪，但如果以名木名之，却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它的身上，铭记着一代才女王同惠为救夫婿勇于献身的传奇经历。

松树，是我国大地上最为常见的乔木，因它常年碧绿，能经霜傲雪，宁折不弯，因而常被用来比喻人的坚强品格。古人将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将松树摆在首位，是骚人墨客笔下纵情赞叹的对象。因而王同惠纪念亭前这棵傲然屹立的青松，便成了她的精神化身而深受尊敬。

亭子为四角形，亭檐下用魏碑体镌刻着“王同惠纪念亭”五个大字，亭子四围设有护栏和座椅，显得朴实无华，正适于主人那内敛贤淑的品格。甬道两旁，一边有王同惠事迹的介绍，一边立着两块石碑，一块是40年前六巷乡政府立的，一块是费孝通先生于1936年前立于梧白鹤山的石碑的复制品。

碑文如下：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至迷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谓必死，而妻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山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读着这通碑文，使人依然能感到费孝通先生那番椎心泣血之痛。

妻子王同惠离世之后，费孝通先生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继承妻子遗志，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事业作出贡献。他在给吴文藻教授的信中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责，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吴文藻教授称这番话沉痛、正大而又理智。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费孝通在后来的日子里潜心研究，积极著书，成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他荣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此后，费孝通不畏艰难险阻，于1978年、1981年、1982年和1988年先后多次来到大瑶山调研，为大瑶山的发展出谋划策，与瑶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之后，他写下了一首五言诗，表达了他对大瑶山的深厚情谊和对人世的深刻感悟：

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

圣塘山下望，多经暴风雨。

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惧。

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

彼岸自绰约，尘世惟蚁聚。

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

白鹤展翅处，落日隈远墟。

民间有“万物皆有灵”的说法。具有灵性的确实不只是人类，也不只是动物，还包括植物等等。1966年，美国测谎专家巴克斯特在马里兰州的实验室里，通过对龙舌兰等植物的测试，发现了植物居然具有感知人类思想感情的能力。若果真如此，王同惠纪念亭前的树木，特别是那株高大的青松，一定会感受过费孝通先生那份失妻之痛、痛后的感奋、感奋后的振作，振作后的一往无前，如此看来，名木的身份它就实至名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