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与新南方写作的多元诠释——梁晓阳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试读印象

梁晓阳作为蛰伏桂东南的作家，他勤奋、低调、潜心而为，始终坚持笔耕不辍，创作有《出塞书》《吉尔尕朗河两岸》《文学中年》等作品，以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自传体叙事与生态抒写为核心，融合了南方与西北的双重视角，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风格。《广州文艺》近期推出梁晓阳最新创作的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却突破了他之前的固有风格，是一篇新乡土叙事与新南方写作共建“地方性”特色的小说，以多个纬度诠释了在南方乡村发生的情感故事背后的对历史、爱情的审视，时间轴线跨度较长，通过城乡之间的链接与回望，从小说主人公情窦初开，展开时空交错导致的人生无奈、命运轮回的深刻思考。

围绕着杨芳正和乔丽君二位主人公，从青春期的懵懂情愫，开始他们以及他们各自家族的爱恨交织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起到今天的桂东南，以回溯性视角呈现二位主人公和他们的父辈之间经过历史浓缩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有怀旧和批判色彩，虽然整篇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我更偏向于将梁晓阳的这篇小说归类于新乡土叙事特点明显的小说，同时在整体行文的过程中注重情节完整性与人物的典型性，所有的对话语言全部运用方言土语的在地性。和同为北流原籍的著名作家林白创作的长篇小说《北流》一样，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以广西北流为地理与文化原点，通过方言、空间记忆等多维度构建了独特的南方地域特色。梁晓阳的这篇小说在所有的对话里大量使用粤语勾漏片系的北流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生动性，方言的杂糅性，在人物对话中形成的张力，折射出岭南文化的多元层级，方言和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又暗合了新南方写作的范式。因此说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是一篇兼具新乡土叙事和新南方写作特点的小说。

梁晓阳在这篇小说里延续了他一直坚持始终围绕乡土展开叙事的风格，既批判现实又饱含深情，有南方乡土的复杂性，有广西农村既有的贫困与偏见，也有质朴的人情味。如他在写杨芳正参加工作初始之时，他的表述呼应了南方文化的“野生气息”，对于贫穷的挣扎和对美好的向往描摹得入木三分：“芳正因为他的三叔景山关系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后，他的父亲队长景河专门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单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凤凰单车除了崭新，最显眼的就是它的齿轮链条有一个链饼完全包裹着，高级神秘，其他诸如永久、红棉牌之类的单车齿轮链条上只有一个链盖，简陋单纯……”“凤凰单车大链饼”由此跃然纸上。随着山歌王蔡甲有专门为杨芳正和乔丽君编的山歌《高山乜嘢响》之后，新山歌《凤凰单车大链饼》成了点睛之笔，就“山佬歌”里所唱的“凤凰单车”和“上海手表”以及“姑娘”和“电影”等等元素，“我想回过头来继续说说大我十二岁的疏堂侄子杨芳正和天堂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乔梓新的女儿乔丽君的故事。”山歌和方言的对话，均有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困境，强调地理特质的同时更注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以乡村为边缘，坚守乡土记忆，又具备未来性与流动性，正是这些新兴经验构成了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包容和跨跃。

在主人公杨芳正的情感主线里，他进城娶了城里媳妇后，独自回乡，明里暗里去看乔丽君的较大篇幅的反复记录，错综复杂的历史、人性间的灵魂拷问，正是反衬杨芳正城市生活的压抑，男主人公是在寻求精神救赎。这种对比被仿若“从黄浊泥水跃进清流”的心灵突围。城乡的切换就是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又是青春时期的模样：“我看到了闪到一边的乔丽君，她满脸绯红，脑袋低垂，慌不择路地逃回教室，那帮人笑容满面地盯着，瞬时又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然而，蓦然回首却是如此：“他（杨芳正）的拇指和食指摩擦到了丽君的掌心，两人都像触电一样迅疾缩回手，那张五十元的钞票就像一只彩蝶一样晃晃荡荡地跌进柜台里侧的地板上。”展现出“失败者的救赎”与精神挣扎，这些书写打破了常规的线性叙事，融合了魔幻、拼贴的手法，以乡土情感基调，重构南方经验，又与乡土小说中的地域书写形成呼应。

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将方言融入叙事肌理，形成“语言考古学”般的文本实验，是一种创新的同时也是南方地域文化的多维呈现，然后通过《李跃豆词典》等附录形式对方言词汇进行“翻译”，而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却没有这样“注疏体”的翻译，这样可能会增加粤语地区之外读者阅读的难度，好在梁晓阳的对话语言比较有趣，阅读体验也许会有更多出其不意的趣味性。

梁晓阳的这篇小说以南方地域、民俗、方言的融合固守“新南方写作”的边界，以新乡土叙事展现真实与虚构的交织，通过城市与农村的跨界与生态抒写传递诗意哲思，并在乡土情怀中完成对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观照。小说既是多重文化碰撞的场域，也是地方人文精神史的地理标签，亦是对中国当代城乡变迁与农村生态问题的深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