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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广西革命的星星之火——中共梧州地委第一任书记谭寿林的故事

2025-12-07   来源:贵港新闻网-贵港日报   作者:全媒体记者 黄育能 谭彬璇 覃信源  

谭寿林像。

12月1日,记者来到梧州市建设路兴仁巷4号——中共梧州地委、广西特委旧址陈列馆。一百年前的1925年12月,中共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组织——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这里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领导机关,中共梧州地委的成立,对推动大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共梧州地委领导群众开展了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维护工人权益、反对梧州军警制造“三工人血案”等各种斗争,领导了席卷梧州各地的农民革命运动。

在中共梧州地委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来读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共梧州地委第一任书记谭寿林的故事。

(一)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这一年冬天,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等省党务和革命运动的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梧州建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加强对广西革命工作的领导,并经中央同意,调谭寿林回广西工作。

1896年,谭寿林出生于广西贵县三塘乡(今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谭岭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勤劳俭朴。1917年,谭寿林考上贵县中学。在中学的4年里,他有7个学期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919年,贵县中学接到北京学生关于五四运动的通电后,谭寿林组织成立贵县学生联合会,被选为会长和出席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代表会议的代表。1922年,谭寿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7月,谭寿林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暑假期间回到家乡筹集学费并进行革命宣传,在县城作题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成因》的演说,这是共产主义在贵县传播的开始。1924年秋,谭寿林由黄日葵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安排他到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工作,并负责编辑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

梧州,是桂江、浔江、西江三江汇合之地,享有岭南名城、百年商埠的美誉。4年前的春天,谭寿林曾从这里搭乘英国轮船前往上海,如今旧地重返,他已不再是一名匆匆过客。他将在这座城市播撒革命的种子,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他的命运,将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他将在这里书写人生壮丽的一笔,留下光辉的足迹。

关于谭寿林在梧州的工作,曾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中共梧州地委委员的周济在《难以忘却的纪念》中写道:“我是1925年底认识谭寿林的,那时候我在梧州工作,已经开始了地下党的活动,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同时有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这些运动开展后,斗争就一天天多起来,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快。斗争多了,我们应付不过来,因为当时我们都有公开职业,所以,我们打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请求派人来专职负责党的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接到报告后就和党中央商量,经党中央批准,把谭寿林同志调回广西来了。我跟他一起工作,与他的接触比较多。我们内部商量,怎样提高谭寿林的社会地位,当时《梧州民国日报》很有名,而且属于国民党梧州党部筹备委员会领导的,我们决定以国民党梧州党部筹备委员会的名义聘请谭寿林当《梧州民国日报》社的社长。这样,他的社会地位就相当高了。我经常跟他研究国内外形势,合起来写一些文章发表。谭寿林诚实,团结同志,很能写文章,他的文章的风格是论证的风格,很流畅很有魄力。”

谭寿林(前排右五)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与同学合影。(谭承佑提供)

在谭寿林到梧州前,党的四大代表周恩来刚刚来过。周恩来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行到梧州,是了解广西革命情况和指导建党工作。

因为工作繁忙,周恩来次日就秘密地离梧返穗,仅仅在梧州停留了一天,但给山城梧州和八桂大地留下的是即将燎原的革命之火。而点燃这革命之火的重要一员,正是谭寿林。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将作为一名坚强的火炬手,引领这座美丽山城的革命潮流。

(二)

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谭寿林任书记,委员有谭寿林、龙启炎、周济等。

梧州是广西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方。广西第一个党支部于1925年10月在这里成立,中共梧州地委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党的领导机构。谭寿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

他到梧州后,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较好的群众基础,以报纸作为阵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还通过讲课和各种社会活动,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领导工运、农运、商运、妇运等群众运动。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引导群众参加革命。

有一次,谭寿林到农村召开农民骨干会议。会上,他拿来一碗水,放入一些朱砂,一边慢慢搅动,一边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像朱砂这样,把水染红!”

1926年1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梧州地委举办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活动。谭寿林在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详细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列宁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号召大家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和“善于运用策略”的工作方法,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共梧州地委举办的这次活动,在广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6年2月,中共梧州地委通过国民党梧州党部,领导梧州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援助省港罢工周宣传活动。

在党组织的发动下,1926年2月17日,梧州召开援助省港罢工周大会,到会1万多人。谭寿林在会上发表演说,并提出了三项提案:一、罢工工友应负起国民革命先锋队之使命,强固组织,奋斗到底;二、全国革命群众应一致拥护复工条件及予以充分之援助,以鼓励国民革命的先锋队,巩固革命阵线;三、国民政府对于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以鼓励其革命勇气。

提案宣布后,大会一致通过,随后通电全国。同时,梧州全市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从物质上给予省港大罢工有力的援助。

为了发展党团组织、加强青年运动,谭寿林还接受了中国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的聘请,担任教员一职。周济回忆道:“他工作更忙了,但他精神、体魄都很好,把这付重担承担起来,专心工作,认真负责。那时,他30岁左右,工作很出色,成绩显著。”

在以谭寿林为书记的中共梧州地委的领导下,梧州地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当时梧州参加工会的工人就达1万多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1926年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梧州地委成立。同时,梧州妇女联合会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妇女宣传队,出版了《妇女之光》期刊,创办了妇女工读学校。

中共梧州地委旧址。

当时,中共梧州地委直接领导梧州、桂林、柳州几个支部。1926年初,梧州地委派出党员林培斌、黄启涛、罗少彦、陈洪涛等,到南宁、岑溪、容县、玉林、桂平、贵县、武宣、田东、东兰等地筹建党的组织。革命的火种,迅速从梧州向整个广西蔓延。

(三)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1926年春,谭寿林从梧州回到家乡贵县开展农民运动。

他在家乡积极宣传党的四大精神,进行社会调查,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起来实行“二五”减租,“团结起来,向地主要返田”;到夜读班教农民读书、识字,教唱革命歌曲。《农民歌》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的作品:“农民吃苦最可怜,炎天变冷天,穷愁不计年,被地主和豪绅,吃尽血与汗。尤恨恶政府,杂税与苛捐,穷得没饭吃,破衣没有穿,备尝剥削受尽摧残,提起心痛酸。革命已高潮,抓紧好时机,同胞们快起来,努力向前边,牺牲于革命,心如铁石坚,革命成功大家携手,走向安乐园。”

这首《农民歌》写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一时间,在浔郁大地广为传唱,极大地振奋了农民的斗争精神。

谭寿林根据在家乡的调查,写了一篇题为《牛鬼蛇神之桥圩团局》的文章,文章采用罗列排比的手法,巧妙运用典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统治当局假公济私、尸位素餐、颠倒黑白、生活腐朽的堕落嘴脸。这篇文章在《梧州民国日报》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

从贵县回到梧州后,谭寿林继续从事“用朱砂把水染红”的火热革命工作。

1926年5月中旬,梧州反动当局毫无理由地拘留了青运负责人、国民党梧州党部青年部部长、共产党员李血泪,以及梧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徐淑芳和她的学生谢志道。谭寿林和中共梧州地委发动革命群众对反动派的迫害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当局释放了李血泪等人。

这年夏天,省立二中校长崔赞谟又毫无理由地开除了进步学生领袖钟云、刘伯奎等,企图压制学生运动。谭寿林马上召开党、团、青运负责同志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学生据理力争,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对反动势力予以迎头痛击。

此时,正是北伐战争打响的前夜。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运动向北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决定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6月22日,梧州各界一万多人隆重集会,举行赞助北伐大会,谭寿林在大会上宣读了对北伐战争的礼赞。

谭寿林 (前排左二) 担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期间和《梧州民国日报》 编辑部人员合影。

同年8月,为了加强对广西党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派黄日葵为广东区委特派员,到广西指导党的工作,同时还抽调一些党团员到广西各地工作。这样,由黄日葵、谭寿林等一批广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点燃的革命火种,很快就在祖国的南疆大地熊熊燃烧起来。

(五)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反动派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伺机进行疯狂反扑。骇人听闻的“三工人血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1926年8月3日,梧州仁生商号有一批货物需要搬运,该商号派人请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分会散工部工人搬运。因为前两次去给梧州仁生商号搬运后,工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所以大伙都不愿意参加搬运,要求先给工钱,否则不予搬运。仁生商号司理李庸钧不肯让步,一定要让工人先搬货再算工钱,并喝令店伙计搬运,双方因此发生争执,随后工人们转往信孚号搬运别的货物。

眼见自己的奸计没有得逞,李庸钧跑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驻梧第六旅巡察队,诬告在信孚号有匪徒勒收行税,请求派人前往拿办。随后,巡察队队长黄经麟带领几十名武装人员到信孚号抓人。看到巡察队到来,正在搬运的散工部工人四处逃跑,没有参与梧州仁生商号争执的凌二妹、李棠、吴秦三人则继续留在该地搬运。巡捕队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凌二妹、李棠、吴秦三人拘捕,并关押在第六旅司令部,还下令不准保释,以此来打压工人反抗的士气。

三名工人被捕后,谭寿林领导的中共梧州地委立即行动起来,指导梧州工人开展反迫害的斗争。梧州工代会、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分会接连向第六旅司令部、广西省政府、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等呈文,并派人到广州向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等申诉,要求释放三名工人。国民党梧州党部的共产党员周济、钟山等也多次与第六旅副官刘善鸣交涉,要求保释三名工人,但是未能如愿。

9月2日,第六旅司令部以“纠聚无赖,扰乱治安”为理由,不经审判,就下令将凌二妹、李棠、吴秦三人枪决,史称梧州“三工人血案”。

反动派枪杀无辜工人的暴行,激起了梧州群众的极大愤慨,大家一致要求严办凶手,还三名工人清白。

血案发生后,谭寿林召集中共梧州地委委员紧急研究对策,领导工人同梧州反动派当局进行坚决斗争。中共梧州地委组织梧州工会召开示威大会,并举行了万人示威游行,愤怒控诉反动势力的血腥暴行。

在中共梧州地委领导下,梧州工代会、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分会立即派代表冯德予、郭华俊、周济等前往广州,请求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支持梧州工人的正义要求,并呼吁省港工人援助梧州工人的反迫害斗争。全国总工会屡次致电广西省政府和第七军军部,要求严惩凶手,各界群众团体也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和全国总工会,要求“从速彻底查究严办”。很快,为三工人申冤呐喊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的斗争。

1926年9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名为《梧州轮船工会为三工友无辜惨被不肖军人枪决事呈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文》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此外,《工人之路特号》《工人之路》也大篇幅报道了事件的经过。

10月25日,中共梧州地委再次组织梧州工会举行集会示威,并再次向全国发表宣言和通电,他们向政府请愿:一、惩办诬陷三工人的奸商徐惠臣、李庸钧与瞒报枉杀工人的第六旅副官刘善鸣;二、厚恤死者家属;三、切实保障以后不再有类似枉杀工人的事件发生。

梧州工人的正义斗争,得到广西各地和广州、香港等地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向《工人之路》记者发表谈话,声援梧州工人斗争。

鉴于“三工人血案”已经在全国引起影响,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广西省政府不得不派出秘书长刘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工人部部长黄家植、第七军军法处处长蓝呈祺等组成调查善后委员会来到梧州。

经过明察暗访,调查组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经过:被害的三名工人没有参与到梧州仁生商号的冲突事件当中,第六旅司令部所说的“纠聚无赖,扰乱治安”完全没有根据,属于污蔑行为,三工人确属无辜被枉杀。

12月,广西省政府被迫接受梧州工会提出的要求,并提出三条处理办法:一是将第六旅副官刘善鸣撤职并罚款2000元,对梧州仁生商号司理李庸钧罚款2000元;二是将罚款中的3000元作为抚恤金交给死者家属;三是广西省政府通令以后不得再有摧残工人的事件发生。

至此,震惊两广、历时3个多月的反迫害斗争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件事深刻地提醒工友们,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敢于和反动派、奸商作斗争,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六)

周济在《难以忘却的纪念》中写道:“那时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除了国民党中有几个公开的共产党员外,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是在地下活动的。我们大家都很爱护谭寿林,很怕他暴露身份,因为他对工作非常积极,有能力,经常宣传党的政策。”正如周济所说,当时反动派已经认定谭寿林是共产党员,正准备密谋杀害他。

在“三工人血案”尚处于调查阶段之际,1926年10月中旬,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以宴请梧州各界的名义,召集全市各团体负责人到警备司令部开会。这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目的是借宴会之机,使他的爪牙认识各团体的骨干分子,以便设置陷阱,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在宴会上,王应榆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革命军人,全力支持国民革命,但却对革命运动大肆攻击和污蔑。

以《梧州民国日报》社长身份赴宴的谭寿林,听到王应榆如此嚣张,不禁怒火中烧,愤然起立,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说得王应榆哑口无言。宴会不欢而散。经过这件事情,王应榆等反动势力更加仇视谭寿林,他们决定要对谭寿林动手了。

1926年12月19日,梧州市警备司令部在抗捐群众大会召开前夕,勾结反动警察局,突然派出大批军警,分头包围了中共梧州地委地下机关和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梧州党部、《梧州民国日报》社、工联会等单位,非法拘捕了谭寿林和工联会委员长钟山(中共梧州地委委员)、轮船二分会委员长胡奕卿(共产党员)、民船工会委员长蔡美利(国民党左派)等人。

从1926年12月19日到1927年3月28日,谭寿林被梧州反动当局关押在监狱里。在狱中,谭寿林英勇不屈,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在《俘虏的生还》中,他借主人公“阿曼”的口,如此描述狱中的感受:“阿曼这一回的被俘虏,肉体上是多受一回痛苦,精神上也会多受一次创伤,但这确实足以增加他的人生经验。”“他想,这是时候了,该是大变动的时候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早就开始动摇,被压迫的人们已不能再忍受极端的压迫痛苦了。”

把坐牢当作“休息”,即使身处险境,也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和乐观精神,这就是谭寿林!

在谭寿林等革命同志被捕后,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广西反动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谭寿林等人,但立了三条规定:一是谭寿林等人必须马上离开梧州,二是不准群众欢迎他们出狱,三是不准他们和群众代表见面。由此可见,谭寿林在群众中的威望是何等之高,影响力是何等之大,号召力是何等之强,足以令敌人胆战心惊、战栗发抖。

经过在梧州两年时间的磨炼,尤其是经历省港大罢工、“三工人血案”、被捕入狱这些惊涛骇浪的考验之后,谭寿林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将从这里继续前行,奔赴一个崭新的战场,在峥嵘岁月里,谱写他的人生华章。

(七)

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在上海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始终英勇不屈、不为所动,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1954年2月,毛泽东主席为谭寿林家属签发第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港南区桥圩镇谭寿林史迹陈列馆,我们看到了第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它静静地躺在展示柜里,见证着谭寿林光荣的一生。

毛泽东主席给谭寿林家属签发的第 001 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谭承佑提供)

谭寿林的侄孙谭承佑说:“谭寿林那句‘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豪言,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家族的精神坐标。”

如今,谭寿林故居、谭寿林史迹陈列馆和中共梧州地委、广西特委旧址陈列馆已成为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每年有大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前来缅怀和学习。谭寿林的故乡——港南区桥圩镇在谭寿林革命精神引领下,发展成了“中国羽绒之乡”。这里汇聚了200多家羽绒企业,2025年1至10月产值达31.6亿元。

李大钊曾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写道:“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谭寿林,这位中共梧州地委第一任书记,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八桂大地燎原;他坚守的理想信念,依然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铭记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这便是对谭寿林等革命先辈最好的告慰。

(资料来源:贵港市港南区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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