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广西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古籍保护信息化工作在我市南山寺启动，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开始对南山寺现存的古代碑刻、铁钟等文物进行信息化抢救保护。
南山为南山二十四峰的统称。南山二十四峰伫立于港南区，离郁江不远，南山寺在二十四峰之一的狮山下依山据洞而建。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海云认为，“天下名山僧占多”，宗教人士为了找到合适的修行场所，不畏艰险，踏进前人所未曾注意到的蝥荒之地，并在山林里兴建寺庙，在石壁上雕刻佛像、刻字记事，以此宣扬佛教，同时也成为记录地方历史的重要史料。而南山，由于保存有不少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碑刻、文物，它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值得我们重新解读。
南山背后的广西历史
包括宗教在内，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佛教向广西的发展之路，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推进的，同时也与秦汉时期岭南纳入中央版图后，各民族加速融合、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密切相关。一部南山史，不仅是南山的佛教发展史，也是一部微缩的地方史。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修建灵渠、打通粮道，最终统一岭南，设立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其中桂林郡辖今广西大部，郡治布山县，布山县治就在我市中心城区。
秦统一岭南后，广西各民族开始了大融合的进程。为巩固在岭南的统治，秦始皇把原征战岭南的五十万大军（除病死和阵亡者外）留在岭南“适戎以备之”。同时，征调一万五千多名未婚妇女到岭南“以为士卒衣补”，使驻守士兵得以安居。另外，又陆续不断从中原地区迁徙汉人与越人杂处，从此开创了岭南越人与中原汉人相互杂居的局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融。公元前204年，赵佗趁秦末大乱，击并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实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该政策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巩固了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增进了岭南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快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步伐，增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再次统一岭南。统一后依然采用“和辑百越”的做法，实行“以其故俗治”的民族政策。自此至东汉末年，岭南地区基本上处于较为安定的时期。
历史学者周仁琴认为，从秦汉至隋唐，虽有各族人民不断迁入广西，但由于广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气候又炎热多雨，所以直至隋唐时迁入广西的中原人并不多。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中原人民不断南迁，北方迁入广西的人数逐渐增多。许多文人名士或被贬谪来广西做官，或是贬谪途中经过广西，这些迁移活动不仅为广西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使大量中原人口迁来广西定居，促进了广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原人民还带来中原佛教文化，与佛教海路南传通道的佛教活动对接，为广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佛教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早在汉代时，佛教就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传入广西地区。佛教汉代时传入广西，这在贵港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也能找到端倪。贵县高中14号墓、铁路新村东汉墓等多座汉墓出土胡人形象的陶僧俑，这些僧人头上顶钵（钵为僧人盛斋饭的专用器具，僧人外出化缘通常托钵或顶钵出行），半裸踞坐，双手置于腹前。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很可能就是随海船而来的僧人。贵港出土三国时期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铭文的神兽纹铜镜，镜背的主纹有高浮雕的佛像。贵港还出土诸多莲花纹瓦当、莲瓣纹陶瓷器。莲花纹与佛教联系紧密，莲花为佛教圣花，不仅是艺术形象，还承载了佛教教义。
桂林郡治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
桂林郡治遗址出土的莲瓣纹瓷片。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
东汉陶僧俑（1955年贵县高中14号基出土）。（自治区博物馆资料库提供）
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古时广西地处边陲，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虽然在汉末三国时期沿着交通线就有佛事活动，但就整个广西来说，佛事是不发达的。佛事活动只沿着大江大河，在交通便利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展。布山自秦代设县以后，一直作为桂林郡、郁林郡的郡治，前后达800余年，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郁林县，布山并入郁林县时才被裁撤。在长达800余年的时间里，布山一直作为广西大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佛教自汉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和西江传播时，作为秦汉、三国及魏晋时期的广西政治文化中心，位于郁江边的布山是较早出现佛事活动的。
周仁琴认为，宋代历任统治者为稳定政治统治，对佛教多采取崇信态度。宋代皇帝对佛寺发展态度主要体现在对佛寺的赐额、赏赐以及对僧人的敕封上。获得赐额的佛寺代表着已获得朝廷的批准，取得合法地位。据学者研究，宋代共发生过6次大规模赐额，分别在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和宋徽宗时期。这种赐额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佛寺和僧尼数量的过快增长，使佛教得到理性发展，但又从侧面肯定了佛寺的合法地位，对已获得赐额的佛寺来说，这是一个发展的好机遇。宋代广西佛寺获得赐额的数量并不多，主要有：灌阳慧明寺，宋祥符年间赐额；灌阳大觉寺，北宋熙宁中赐额；贵港南山寺，宋仁宗赐额“景祐禅寺”。从获得赐额的时间可以看出，这些佛寺均是在北宋获得合法地位。如果说赐额使佛寺获得了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础，那么皇帝的赏赐和敕封就是佛寺发展的最大助力。最为典型的就是贵港南山寺和全州湘山寺。南山寺早在北宋时就已获得赐额，有了合法地位，其在咸平初又获得真宗赏赐御书224轴。这种政治上的礼遇使南山寺声名鹊起，上层统治者的支持成为其发展的良好助力，南山寺自然发展成为广西著名佛寺之一。
南山：宋元明文物宝库
除了古墓葬及出土文物，目前我市现存宋元明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不算多。南山寺就是宋元明时期不可移动文物较为集中的地方，寺内历史文物主要有摩崖造像、历代石刻、飞来钟、舍利塔等。1963年，南山寺（石刻及宋代飞来钟等）被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南山寺的宋代铁钟——飞来钟。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
南山寺的历史，传说中最早的建寺时间是汉代，文献中记载的建寺时间最早是唐武则天当政时期。道光《浔州府志》、光绪《贵县志》均载：“景佑寺即南山寺，在南江，离城十里，唐武后赐经五千卷，建楼贮之。”但有考古资料可证的建寺历史是从北宋开始的。原藏于南山寺的《南山题名记》碑（原碑已损毁，自治区博物馆藏有碑文拓片）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立，最初记载了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第一代住持善智创建南山寺，到第十四代住持有达，前后住持的岁月、法号。第十五代至第二十三代住持，则由其后各代住持先后刻上。其中第二十三代住持于宋理宗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入院住持。这块碑记载时间长达265年，是记录南山寺建寺历史的最重要史料。
和《南山题名记》碑同为南山重宝的，还有宋代铁钟，名为飞来钟，于北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由江西抚州匠人曾守敬承造。飞来钟重千余斤，上有铭文。清光绪癸巳年（1893年）秋，邑绅陈芝诰（贵县城厢人，清末辛卯科举人，曾任浙江宁海知县，光绪《贵县志》编纂者之一）在其《重游南山寺记》载：“间问丹峰，知故老相传南山开山与神钟飞来为同时，余顿悟，欲考寺先考钟。读是之为皇宋天圣三年己丑岁正月，匠人曾守敬铸金，确信钟为宋物矣。后于洞中大殿壁下得开山题名碑，其第一代开山住持僧名善智，下注端拱二年初开山，合诸钟文则寺为宋时始建无疑。”
南山寺另有一个铁钟为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铸造，由曾任贵县知县、时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的广东东莞人谭耀赠送给南山寺，亦重达千余斤。
宋代倡导文教，由北方而来的贬谪士人成为广西文教的重要团体。他们游山玩水，抒发情怀，遗留下了数量颇丰的摩崖石刻，因而宋代是广西石刻史上的高峰期之一。宋代两名宰相章惇、李纲（亦为抗金名将）都曾在贬谪途中游览过南山寺，李纲还留下了《次贵州》诗。据不完全统计，南山寺的摩崖碑刻有180多幅（通），其中北宋至明代的就有40余通。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碑刻已损毁，自治区博物馆有拓片50幅，其中就包括《南山题名记》碑拓片。
现存的南山碑刻中，北宋陈待制（宋代待制为文学侍从职衔，其设沿袭汉唐旧制，在宋代独特职官体系发展中形成新特征。真宗朝始建奉藏御集诸阁，并设立诸阁待制职名。待制为侍从近臣，选任严格、职事清要；又为内朝官，身份归属区别于外朝庶僚。由于年代久远，陈待制名字已漫漶不清）于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作的《南山一首》为年代最久远者。南宋陈谠（福建莆田人，南宋庆元年间任贵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的“南山”题额、《南山诗》和元代燕帖木儿（时任贵州知州兼劝农使）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立的《重修南山寺记》碑则最具代表性。“南山”题额字径约1米，为南山寺石刻字体最大者。《南山诗》于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题，为南山石刻中幅面最大者。
除了碑刻，南山寺石佛洞内还有宋代佛像。其中最大的一尊在一块巨大的钟乳石上雕刻，高约3米。民国《贵县志》载：“弥勒佛立像在南山寺大殿石壁间，县治佛像当以此为最古。”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二级教授廖国一认为，其造像风格与桂林叠彩山的宋代造像比较相似。按照“先有寺再有摩崖造像”的传统，这尊弥勒佛像很可能是在北宋建寺后不久建造的。
数字化：让碑刻古籍焕发新生
目前，南山寺碑刻保护信息化工作正在进行，整理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一些未曾整理过的碑刻。
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介绍，开展广西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古籍保护信息化工作，目的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要求。通过实施该项目，全面掌握我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古籍基本状况，进而采取科学手段加强保护利用，提高我区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古籍信息化水平，深入挖掘这些文物古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和我国宗教中国化历史，讲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广西故事，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走深走实作出积极贡献。
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在对南山寺碑刻进行拓印。陈伟郁摄
文物古籍保护工作者在对南山寺明代铁钟上的文字进行拓印。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
负责南山寺碑刻保护信息化工作的团队负责人梁良表示，南山寺历史文化深厚、历代碑刻体量较大，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团队在2年前到南山寺做了统计、测量、摄影等前期准备工作，将相关工作汇报到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去年底，自治区民宗委、贵港市民宗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的相关领导到桂平西山、港南南山寺两地调研后，于今年初在南山寺启动广西宗教活动场所文物古籍保护信息化工作。
梁良告诉记者，团队目前在南山寺主要开展碑刻拓印、拓片数字化等前期工作，后期还将会同相关专家、学者识读铭刻碑文，进一步整理校注，出版一本内容丰富的南山寺石刻集，最终成果将收入“广西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出版平台”，并面向全社会公开。梁良介绍，南山寺住持体如法师非常注重收集各时期碑刻、古籍，春节前他发动信众在寺院周边村子征集了一些散落石碑，补充了南山寺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