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广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发展史。而作为秦汉时期桂林郡和郁林郡郡治所在地的布山县（即今贵港市），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此设立桂林郡起，至隋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撤并布山县为郁林县并划归广州管辖止，布山县在历史上作为广西的“首府”共历时达820年。广西现有的12个民族在贵港全部都有，其中港北区和覃塘区的壮族人口数量和占比都相当高，港北区中里乡和奇石乡壮族人口甚至高达98%；桂平市紫荆镇大瑶山一带和平南县马练瑶族乡、国安瑶族乡的瑶民较为集中。可以说，秦汉时期贵港的民族融合史，就是古代广西初期的民族融合史。在当前全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展创建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进程中，研究和梳理贵港的民族融合史，对加强广西民族融合的历史研究和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笔者认为，在秦汉时期作为广西“首府”的贵港市，其民族融合史与中华民族四次大融合的历史，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南方少数民族逐渐接受汉族的文化文明，并不断向汉族学习看齐和融合，但又没有被全面汉化。也就是说，贵港的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改变和成为汉族，而是相对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等特点，学汉而并没有被完全汉化。

具体来说，贵港在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文字、度量衡，改善交通建设等措施，为全国民族大融合创造了条件。二是秦代北人南迁、与越杂处和南越国赵佗长期实行“和辑南越”等民族融合政策，直接推进了贵港的民族大融合。三是历代贵港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民族团结工作，为民族融合、地方发展和边疆安宁作出了贡献。

一、秦始皇统一岭南，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和统一文字、度量衡，改善水陆交通基础设施等举措，为全国民族融合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

广西贵港市在先秦时期属于百越西瓯、骆越。百越，是古代对岭南地区东瓯、闽越、南越、西瓯等多个部落的统称，大约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大部、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域。岭南地区自古就是蛮荒地带，自然条件恶劣。据记载，广西在明代，还是重刑犯流放地。史载“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后汉书》载“南方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南方先民就是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因为岭南人的原始落后甚至野蛮，被蔑称为“南夷”“南蛮”。广西的壮族，是百越的一支部落，以前叫僮族，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叫壮族。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一般与战争、人口迁移、通婚及统治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不但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了全国政治、疆域、文化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一是在地域和政治上统一全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采纳当时廷尉李斯的建议，废除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资治通鉴·秦纪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他把全国划分为36个郡（秦末增至40多个），每个郡设置郡守（最高行政长官）、郡尉（军事长官）、监御史（监察官）；郡下统辖若干个县，首县为郡治所在地。郡、县主要官吏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和调动，不得世袭。秦朝创造性地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确立了皇帝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核心地位，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管理国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分别行使国家政、军、监察三种权力，又相互牵制。建立了国家财政同王室财政分开的财政管理机制和统一的官俸制度，对规范和稳定社会经济管理和经财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套形成于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2000余年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格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由此可见，作为桂林郡首县的布山县，即现在的贵港市，就是秦汉时期的桂林郡、郁林郡郡治所在地。

二是统一货币和财税制度。大约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颁布了中国最早的钱币法，下令废弃六国旧币，在全国统一使用以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制定新的货币制度。《史记·平淮书》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同时还统一了全国的赋税制度，颁布“使黔首自用田”，即令占有土地的人向当地官府自行呈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量，国家据此按亩征税的制度。这些经济政策，消除了因币制、税制复杂而造成的障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方便了交易，也便于国家赋税的计算和征收。

三是统一度量衡。秦朝废除六国不同的度量衡旧制，将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秦始皇为此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规定6尺为一步，240步为一亩。容量单位有合、升、斗；长度单位有寸、尺、丈、引，二者换算方式均为十进制。重量单位有两、斤、钧、石，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120斤）。统一度量衡，不仅有利于全国人民的交流、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经济的管理和税收的执行。

四是统一文字。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似，但文字的形体非常混杂，偏旁位置也各有差异，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很大障碍。因此，秦始皇下令统一文字，由李斯等人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以秦国小篆作为标准的文字，并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博学篇》等作为标准文字范本在全国推行。后来，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书写更为便捷的隶书，成为全国的通用文字。从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来看，秦朝的官文已使用隶书。全国文字的简化、定型和统一，对于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和统一意义非常重大。《礼记·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说的就是秦始皇开创的中华大一统思想，它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统一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是一系列水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发展及人员的流动。公元前214年，在广西兴安县境内凿通了灵渠，连接湘漓二水，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秦代以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枢纽，在秦始皇征服和统一岭南及人口迁移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秦朝还开通了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等重大水利工程，使中国形成了全国性的水运交通网络。他还在全国修建由都城咸阳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据《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南极吴楚”，说明当年秦始皇的驰道已经通到我们贵港这个吴楚属地了。同时，他还令蒙恬向北修建了一条长达900公里的直道，征集30多万民工修筑长城。秦始皇还利用驰道5次东巡，以“示疆威，服海内”。可见当年全国的水运和陆路交通网络已经很发达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加强其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创造了条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