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安顺场红军渡时，望着裸露出大半河床的大渡河，吃了一惊，这条河的水如此少啊，和想象中的大浪翻滚、惊涛拍岸完全不一样！河滩上，卵石遍地，密密麻麻，乍看，这条河仿佛就是卵石河。我和几位同行还兴奋地跳下河滩，东看看西瞧瞧，对比着哪块卵石好看，预想着要不要捡拾几块带走。
站在河岸上等待我们的是石棉县文管所所长周万仁和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对于我们在河床上捡拾卵石，他们是见怪不怪，而对于我提出的“河面不宽，目测也就十多米吧，水也不急，要过河还不是一下子的事？”他们答曰：“上游搞起了几个水电站，加之现在是冬季枯水期，你才觉得容易过河，要是大雨来时，洪水飞涨，河面水宽常常会超过上百米，水急浪高，要过河还是很困难的。”这也难怪了，石达开当年就过不了河。
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时，曾看到一艘红军船，这艘小船与平常看到的小舟真不一样。一般的小船船面上前后几乎都是平平的，而这艘红军船的前头部分高高地翘了起来，翘得比人都高。听了解说我们才明白，原来正是因为当年大渡河的浪太高太急，才做成这样的翘头，这样才便于破浪前行，而不容易被掀翻。
据说，这艘红军船原先还是当地大地主赖执中的，他是守卫安顺场渡口南岸的国民党二十四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这是他准备用来逃命的船，由一个班来看守。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拿下安顺场后，沿河搜寻船只时，发现这艘船刚刚起动想逃跑，红军战士即刻朝船头打了一梭子机枪，并跳入水中追赶，没见过如此阵势的敌人被吓倒了，只好老实地把船划了回来。5月25日上午9时，17名红军勇士在船工帮助下强渡大渡河，第一船过河时，红军神炮手赵章成以仅有的4发炮弹，弹无虚发，命中了敌人3个碉堡和核心阵地，压制敌人的火力。神枪手李得才等人的重机枪也将守敌打得落荒而逃。17名勇士控制安顺场对岸渡口后，小船返回，孙继先营长乘第二船过河，杨得志团长乘第三船过河。5月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过了河。尽管如此，红军面临着的巨大危机并没有解除，随时都有可能重蹈石达开当年兵败大渡河的覆辙。
回头先看一下石达开的故事。1857年5月，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后，率大军转战于南方数省。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由滇入川，抵达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是彝族人聚居的地区，属当地土司千户王应元统辖的地盘。这里地势低洼，前面有大渡河拦截，后面是马鞍山，西边是松林小河，往东则是南桠河和大渡河交汇的老鸦漩，这样的地带正所谓兵法上所说“绝地”：山川险隘，进退艰难，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
当石达开3万人马到达紫打地时，他的王娘刘氏刚恰生了个儿子，之后部队休整庆贺3天。其时当值春末夏初，气候变暖，大渡河上游的雪山已悄然融化，也就在这几天里，大渡河和松林小河的水陡然暴涨，与此同时，清军也赶到大渡河北岸，布置了防务。石达开虽然数次组织强渡，均遭清军和土司兵勇的奋力抵挡而告失败，太平军伤亡惨重。在石达开派兵攻打松林小河的那天夜里，他派人镇守的马鞍山粮草通道又被当地土司岭承恩带彝族土兵偷袭，于是粮道和退路均被截断，由此太平军陷入了清军和土司的重重包围之中。其间，石达开曾几次笼络土司王应元及岭承恩以便“借路”，但未能遂愿。太平军被逼东撤，至利济堡老鸦漩时，仅剩6000多人，且四面受敌、弹尽粮绝。石达开为保存部众性命，不得已诈降清军。失败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被押往成都，慷慨就义，残部则被清军屠杀，全军覆没。
72年后的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安顺场时，蒋介石就扬言“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相比石达开，红军的境遇可以说更加严峻。因为红军到达安顺场时，比当年的太平军还晚了半个月，已经进入了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而大渡河北岸敌守军有四川军阀刘文辉的第五旅第七团韩槐楷营。上游泸定富林一带还布防有7个团的兵力；而敌中央军薛岳等已追至西昌、泸沽一带。这样，蒋介石部署在大渡河的兵力有20万人左右，对红军来说，形势万分危急。5月26日，在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指挥下，红一团虽全部过了河并控制了渡口。这时候，尽管又找到了两艘木船，可是红军两万多人马要全部渡完算起来需要一个多月。而此时，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也在向安顺场逼近，翼王的悲剧随时都可能会重演。
5月2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也来到了安顺场。就在这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镇上结识了83岁的宋大顺，他是一个曾经亲眼看到过石达开覆灭的前清秀才。李富春向毛泽东推荐了这个人。于是，毛泽东连夜拜访了宋大顺。宋大顺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的曾伯父。据宋福刚介绍，毛泽东与老秀才秉烛夜谈时，老秀才叫他一定不要在安顺场停留。老秀才说，石达开到达紫打地时，如果一直向西可以到昌都，向南可以去到云南，而向北可以到达康巴。但石达开耽误了时间，而大渡河水猛涨，阻断了他的渡河之路，两头重兵堵截之下，才造成了败局。老秀才反复提醒毛泽东：此地非久留之地，千万别耽搁。要是顺着大渡河往上走，到三百里外的泸定桥渡河，也许能避免太平军那样的悲剧。
毛泽东拜访老秀才后，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全军渡河计划，以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路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渡河后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另一路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为左纵队，由红二师四团王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率红四团担任前锋，沿河上溯火速夺占泸定桥……显然，毛泽东吸取了太平军的教训，他的灵活机动和高超的军事挥指能力，为飞夺泸定桥并最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迈出了生死攸关的一步，也为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了道路。安顺场和泸定桥也因此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而安顺场由此也就成了“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这句话现刻在进入安顺场的必经之路上，也是够让人瞩目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也陈设着诸多太平军的遗物及图片资料等，比如太平军用过的火枪原件及刀剑之类，看看红军用过的衣物和武器，又看看太平军用过的，再想想他们到达安顺场后各自的做法也很有趣。
从纪念馆出来，我们又去参观了松林地藏寨，这是藏族土官王氏家族官寨所在地，也是第六代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成功阻击石达开的地方。这些地方现在已成了石棉县文物保护单位。来到半坡上，紫打地及大渡河和松林河尽收眼底。陪同我们参观的周万仁所长说，当年王应元的土炮，居高临下，守株待兔，抢渡的太平军有多少够他轰炸？而此时周围的坡地上尽是漫山遍野的黄果柑，连空气都弥漫着果香，当年弥漫的硝烟早已荡然无存。
宁静的果园之中，土司王应元的旧居仍在，那是夯土墙房屋，在夕阳的映射下，夯土墙显得金黄而古朴。王应元因剿办石达开有功，被清政府特“奉旨赏给世职”，颂换“松林地土司印信号纸”，子孙承袭。如果大清国仍在，估计王应元的后人仍在承袭他的“功绩”。但时代不同了，王应元的后人之一王勇先生在松百湖边上开起村里第一家农家乐，还承包了松百湖，走上了致富之路。说起前人往事，他会不会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