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被分配到一个城乡结合部的事业单位。单位领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知道我在学校里是文学社长，就嘱咐我搞起了通讯报道工作。“本报通讯员冯磊”，也因此屡屡出现在本地的大小媒体。
通讯员这个身份，如果跳出我们的生活圈子来看，实在滑稽得很。说其滑稽，主要是其难以确定的身份：追逐着大小媒体，却始终缺乏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本身就是地方媒体的神经末梢，却又实在是地方部门和领导的传声筒。因此我想，如果要想用一个词语准确来概括，大概“准新闻工作者”比较合适了。
我于是每天上班，“正业”之外，搞搞新闻报道这个副业。忙忙碌碌之余，还要挖空心思杜撰一些新闻材料。比如单位要和部队联欢，我就写“军民共建”；上级领导要来视察，我就写“提高认识”。当然了，领导视察之后，发个三几百字，总不能少了“重视”、“首肯”之类的字眼，只有这样，下边的人才会喜欢和稀罕。
就这样我做了一条制造文字垃圾的虫子，一直浑浑噩噩好多年。甚至在换了单位之后，都在做着这种粉刷匠的角色。有时候干得烦了，心里也窝火：明明问题不少，偏要一片大好；明明领导没来，也要上下满意。
这种日子，实在受够了。
再换了单位，就不想再搞这种东西。可是臭名在外，单位领导还要找你。
于是委婉表示：老子不想干了。
于是领导把你请去，先讲国际形势，再谈个人认识，最后说单位制度。末了，图穷匕现：怀璧其罪，你认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