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撇开情感上的无限钦敬，客观地分析，谭嗣同的死，精神实质却仍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兴亡责任感在近代的延续。你看，“请自嗣同始”是为了“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就是为了以血惊醒后来人、活着的人，据梁启超说，“两昆仑”指的乃是康有为与大刀王五这一文一武两位知己，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国民大众。换言之，在谭心目中，我死是为了更多的他生，死仍然是带着目的走的，死不瞑目，以待来者。
这，确乎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死观：死是个体之生的终结，死恰恰鼓舞着人民现实的生。比如明代文人张溥在他那篇很有名的《五人墓碑记》里盛赞英勇抗击魏忠贤的五位编伍义士，就很发自内心地这样品评他们牺牲的价值：“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之悲哉？”说得很明白，人若平凡地老死家中，是轻于鸿毛的，五义士之死的价值，还不在于他们自身如何，倒在于唤起“豪杰之流”前仆后继，为国捐躯，这才叫死得其所啊。后人多有赞谭嗣同为螳螂的，着眼的不也正是他那种甘洒热血为后人开路的光辉精神吗？在这点上，康梁便显得黯淡多了。
谭嗣同当然也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公民。但我觉得，历史也是传统的折射，在某种程度上，谭嗣同这句话也是可以代表中国个人主义和公民形象的：公民的生存意义，紧紧维系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命运和前途。死，往往是一种未尽的责任事业，集体高于个体，不是为家国社稷死而后已的，总不像那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