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或曰“地方实力派”当中，唯有张学良能够完全以“抗日救国”为最高原则，毅然放弃自己的全部实力和“地盘”，以发动“西安事变”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大公无私”从何而来？在《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一书中可以看到一些线索。据该书透露，张青年时代与美国基督教徒普赖德结为好友，受后者传播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极深，终于实现了从封建军阀之子到“爱国将军”的转变，走上了与其父张作霖不同的道路：“张时方十五六岁，与之（普赖德）友善，受其感化颇深。”很显然，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张学良的转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我们推崇的是“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则被作为“改良主义”而受到极大的蔑视。“西方文明”的名声也不怎么光彩。其实，从实质来说，新文化知识的传播和进步思想的普及本来就是“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重要性而言，它往往还超过了常人所谓的“革命”。如果把“救国”比喻为修一座大厦，教育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没有坚实的基础，便修不起大厦。即使勉强“竣工”，很快也会垮塌掉。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风云人物，从鲁迅、胡适到陈独秀、毛泽东乃至蒋介石，他们无一不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新兴教育的受益者，无一不是出身于“书生”。尽管这些人后来互相对立差别极大，但“先受教育”却是他们共同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讲，２０世纪初执掌和改革北京大学、为后来的中国培养了众多人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的伟大和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教育救国”也有必要给以新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