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南国红豆”。由于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色彩艳丽的“红豆”在浔郁大地已扎根生长了百余年。几番风雨，几度枯荣。现在，它的情况又如何呢
?
私伙发烧为“红豆”
每当清晨，在贵港城区的东湖公园，人们不难发现：铿锵的锣鼓、悠扬的粤韵，拍和着演唱者引吭高歌。这是被称为“私伙局”的粤曲“发烧友”们在聚会演唱。几年来，每天上午或下午都有一两局在活动。此情此景，和公园内翩翩起舞、挥拳弄腿的晨练者，在湖光水色映衬下，构成了一幅和谐亮丽的画卷。
“私伙局”一说，源自粤剧戏班行话。旧戏班把私人购置的乐器和戏装称为“私伙口野”，摆开乐器演唱，称为“开局”，合称“私伙局”，实际就是民间业余乐社。目前，贵港、桂平、平南城区各自均有五至十个“局”在活动。乡镇“私伙局”也不少，据悉，平南大安镇条条街道都有“局”，每晚都可以听到锣鼓声声，乐曲回荡。去年春，平南县宣传文化部门举办的“东湖杯”粤曲大赛，参赛者有十个乡镇百余人。
“私伙局”除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聚会外，闹市陋巷、村头街尾也常见他们的踪迹。两年前，市群众艺术馆在馆内有限的活动场地中，专门辟出近百平方米的场所作曲艺活动室，并给市区的几个“局”排好日期，从此，这个室便夜夜笙歌，从不间断。
以曲会友，以乐传情。“私伙局”除立足本地外，还经常外出交流，足迹遍及南宁、柳州、钦州、梧州、玉林等市。平南县的星海曲艺社还远赴广东，到“红豆”的故乡作客呢。
人们常把对某种东西格外钟爱和痴迷的人称为“发烧友”，粤曲的“发烧友”们“高烧”不退，有的甚至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贵城退休干部李汉清近年才开始接触“私伙局”，谁知一发不可收拾，连妻子魏金英也被“拉下水”。现在，夫妻俩夫唱妇随，形影不离，早上把音响乐器搬到东湖公园，来一曲《胡不归慰妻》，晚上，他们又出现在群艺馆的曲艺室，高歌一段《柳毅传书》的《花好月圆》。
市三建公司经理廖幼成，虽工作繁忙，但不知什么时候迷上了粤曲，由一个爱好者变成了组织者，再变成奉献者。他在自己经营的茶庄专辟一室，装修一新，里面灯光音响俱全，还挂上幕布，搭建了小舞台。目前，这个环境舒适的场地，已多次接待从南宁、柳州及桂平、玉林、平南来访的“发烧友”，而廖幼成也多次派车、率队回访，为增进“私伙局”之间的友谊而奔忙。
平南县的刘学良、吕洁贞是当地的超级“发烧友”。刘原为县文工团演奏员，现任县音乐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他除组织了一支女子军乐队外，还组建了专唱粤曲的星海曲艺社。去年“三八节”，他全家十人来参加市妇联举办的家庭才艺展演，荣获一等奖。吕洁贞是广西人民广播电台退休干部，她不依恋南宁的繁华，却痴情于家乡大安镇的“私伙局”，退休后回大安组建新声曲艺社，每日吹打弹唱，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今年春节期间，星海曲艺社与新声曲艺社联袂在平南县城礼堂演出，场面火爆，县委书记覃志清和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从头至尾看完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唱。
要说平均年龄最大的“私伙局”，当数以市老年大学曲艺班学员为主组建的红豆曲艺社。这个“局”的“发烧友”，大部分是古稀老人，最年长的是今年八十有五的吴俊生老先生。领头人朱三叔，原是市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以退休干部、退休工人为主的红豆曲艺社，每逢周一，到市老年大学上曲艺课，周六则聚集在朱三叔家“发烧”。他们说：“在家享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在曲艺社，享击筑高歌、琴瑟和谐之乐，时逢盛世，其乐融融
!
”
“私伙局”现象是我市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朵奇葩，也是传承民族艺术的载体。在文化娱乐生活多元化的今天，为什么粤曲仍有一席之地，还有活动的空间呢
?
除了音乐优美动听，台词文彩飞扬，内容健康励志外，回顾历史，寻流溯源，或许会有所启发。
几度枯荣忆“红豆”
粤剧戏曲，源远流长，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何时传入贵港，本地史料语焉不详。据今年
85
岁的吴俊生老人回忆：他
9
岁就看粤剧了。那是
1931
年，粤剧名伶新马师曾刚露头角，约
15
岁就随团来贵县演出。当时，舞台搭在郁江边，每票四角。观众席以竹椅作座，左边男座，右边女座，无座者免费。另外，在邱桂莹主编的《粤剧大典》中，也有广东逸龙剧团
1938
年来贵县、桂平演出的记载。
解放前粤剧戏班来贵县演出最频繁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粤剧泰斗薛觉仙、名丑刘克宣及不少省港名伶，先后来贵县献艺，薛觉仙还义演筹款，重建被烧毁的戏院
(
现人民电影院旧址
)
。“南国红豆”或许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浔郁大地播下种子，并扎下了根。
群众不但爱看粤剧，还想自己演出。建国初期，翻身做主人的人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各地群众纷纷组织了剧团。当时，仅两三万人口的贵县县城，条条街道都有业余剧团。
1952
年，仁东街
(
后与县前街合并，改称县东街
)
排练了反封建题材的大型古装粤剧《九件衣》，当晚在港务所码头搭台演出时的情景，不少上年纪的人至今仍历历在目：戏台背水搭建，级级码头作天然座位，几千名观众坐满后把沿江路围个水泄不通。四盏吊式大汽灯映红了郁江两岸。当演至男主角被地主恶霸煎熬，用烧红的铁铲烙伤背脊，昏倒在地时，台下观众群情激愤，哭声一片……此外，榕兴街也排练了现代戏《中秋之夜》，配合当时的清匪反霸运动。
1952
年底，宾阳新生粤剧团到贵县演出，团长王平接省文化主管部门通知赴邕开会，会议贯彻党的“戏改”方针政策，新生粤剧团落户贵县，更名为西江粤剧团。不久，桂平县粤剧团也挂牌成立。从此，贵县、桂平两地终于有了自己的专业文艺团体。
王平，这位先后在省级报刊发表了《婆媳之间》、《小红哨》、《春风杨柳》、《死囚传奇》等现代粤剧的国家二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为粤剧事业，为播种“红豆”奋斗了
60
个春秋。退休后，他又站在市老年大学的讲台上，为曲艺班的学员讲课。他执教十几年，每期学员上百人，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粤剧艺术发挥了余热。这位集编、导、演于一身，当了几十年粤剧团团长的老艺人，历尽沧桑，饱经坎坷，目睹着粤剧的盛衰，见证了“红豆”的枯荣。他说：要说粤剧衰败，莫过于“十年浩劫”，“红豆”枝叶飘零，落红满地；要说繁盛，莫过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豆”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不久前，原贵县文工团团员聚会城区，谈及
30
年前的往事时，陈田、李柱南、刘伟平、黎建军等老团员激动不已。想当年，他们凭借《女驸马》等几出大戏，足迹遍及南宁、百色、玉林等地，唱红了左右江，在壮族聚居的边陲小县龙州县，更是连演
26
场，场场满座，一票难求……
见仁见智说“红豆”
虽然粤剧历史悠久，至今也还有相当的活动空间，但无庸讳言，它已不复当年的鼎盛气象。我市专业的粤剧团也已销声匿迹。粤剧的存在价值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看电影、看大戏是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如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新的娱乐方式和新的文明进入人们视野，直接冲击传统粤剧的地位。对于粤剧，我们不敢奢望它再度辉煌，也不能武断地判断它很快消亡。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有识之士如是说——
“谁说粤剧无人看？南方卫视每天播几个小时粤剧，如果没有人收看，早就停播了，电视台也讲效益嘛！没人看，商家也不肯投放广告。”
“粤剧不是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吗？如果批准了，粤剧会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的。”
中老年人如是说——
“十几年不看大戏了，光看电视，比不上在剧场看过瘾。”
“现在戏院也没有了，本地没有剧团，外地的又不来演，看什么粤剧！不过也难，如果有剧团来，恐怕连‘水脚’也捞不回，因为现在看戏的人太少了。”
年轻人如是说——
“什么粤剧？我不懂。我只爱上网。”
“几个老人咿咿呀呀，开眼不好看，闭眼不好听，不知道唱些什么。”
“广州的粤剧进入大学校园，受到学生欢迎，不知是真还是假？可惜我们这里没有，如果有，我也争取看看。”
“发烧友”如是说——
“希望有关部门多举办些大赛，提供平台给我们亮亮相，好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提高演唱水平。”
……
